位于衡阳西南1公里处的张家山阵地是日军第一、二次总攻的主阵地。双方对张家山的反复争夺持续了20余天，衡阳守军对此阵地失而复得达13次之多。是役，日军共损失两个连队，其中精锐野战兵团133连队3000人，仅生还250人。日军甚至动用毒气，也未夺下张家山阵地。

我连有一个班长叫杨子琴，跟我有四年多了。他当时被日本人机枪扫射连续命中，肚子里的肠子都落在地上。肠子还在冒热气，鲜血直流……他喊，连长救我、连长救我。我哪里有能力救他啊，我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。只能听之任之，真的好惨、好惨。——预10师29团迫击炮连连长彭中荣

在坚守衡阳40余天后，衡阳城内伤亡惨重，粮弹匮乏。城内受伤士兵无药品疗治，只能用盐水洗伤口，用废纸破布包扎，伤口多化脓，溃烂生蛆，重伤者无法救治待死。此时，方先觉不断急电求援，称“衡阳危在旦夕，请无论如何派一团兵力冲进，我们自有办法”。但直到衡阳守军弹尽粮绝，方先觉还是没有见到援军的踪影。

衡阳陷落前十天，城内曾接到“援军已至西南城郊”的电报，方先觉振奋不已，不惜派出最精锐的特务营150人突围接应，但在他们冒死抵达接应地点后，援军却因“粮食太少”紧急撤离。营长曹华亭含泪对部下说，大家已成功突围，有愿意离开的可自行离开。但150人无一离开，他们重新冲回了“死地”衡阳城，抵达城内时，这支150人的精锐仅剩30人。——《我的抗战2》

在久攻不下的颓势下，日军集结全部优势兵力向衡阳发动第三次总攻，攻下张家山、虎形巢等全部城外阵地，开始进攻城市。8月7日夜，考虑到城内8000余伤员可能会在城破后遭到屠杀，方先觉派参谋长孙鸣全与日军谈判，停止抵抗。次日，在经过守军47昼夜的顽强抵抗后，衡阳陷落。

八月八日上午十一时许，敌人全线停止攻击，并微向后撤。霎时间，枪炮之声全无，先后成了两个世界。衡阳内外，寂静得如一座死城。不，有声音，那是一阵一阵传来的哭泣之声。我走向阵地，想去安慰已停止战斗的官兵，老远就看见他们满面泪痕，有的抱枪坐泣；的有泪水盈眶，正在埋葬战死的同伴；有的在为负伤者裹伤；有的将枪用力向山石上摔去，口中骂着：“他妈的你拿去。”——葛先才：《长沙·常德·衡阳血战亲历记》

1944年6月，我受命去江西安源中学接矿长王翼臣的女儿回湘，时值长衡会战，守卫渌口的第95师为阻日军南下，将渌口大桥炸毁。我带着矿长的女儿，从水路赶到朱亭，并在朱亭爬上了最后一列火车抵达了衡阳湘江东岸。费尽周折后，我才进入城内，当时日军的先头部队，已经与第十军的士兵在城内交上火了。

“我把矿长的女儿送到中央银行安顿好，就在财武门，铁道门与日军打了起来。我的勃朗宁手枪很快就没有子弹了，于是我操起一支步枪与日军展开劈刺，在杀死二名鬼子后，我被第三个鬼子刺中，多亏了挂在胸前的子弹带和子弹夹，才没有伤及要害。”说到紧张时，老人站起身，解开了衣服，露出了伤疤。

捡了一条命的周立中，随即从衡阳动身去祁陵煤矿给矿长交差。

抗战胜利后，周立中被录用到军统局。1949年，原本坐火车去南京投奔99军268师的他在镇江被解放军俘虏。后被资谴回乡，结束了自已的军旅生涯。——（文/图 潇湘晨报口述历史工作室）

1944年，经同学曾时军介绍，赴衡山第十军预10师29团充任迫击炮连连长。（当时），部队驻扎在衡山吴集市五里坪。三月奉令进驻衡阳，参加衡阳保卫战。

战前，军长方先觉下令疏散百姓，我率士兵协助老百姓搬家并维持秩序。当时火车站非常混乱，人山人海、水泄不通。车顶上都挤满了人，箱子、被包、行李（在）车站堆积如山。挤不上车的人，坐在铁轨上等候火车，露宿风霜。老人、妇女、小孩啼哭之声震天，目不忍睹。

到最后三天疏散，为了逃命，连火车车轮钢板底下，都用绳子、绑腿布捆的有人，真不知道如何才能逃出这条性命。 在虎形巢战斗中，有两个担架兵用竹床抬一个伤员。竹床四脚朝天，因战斗激烈无帆布担架。途中被日军飞机扫射命中，三人死在一堆。一个睁大眼睛、一个口张得很大，另一个都发竖起来了。因连日战斗，无法收尸。天气又炎热，白天苍蝇叮，晚上蚊子咬，几天之后就起了蛆婆子，肌肉吃空后只见骨头。后来就流绿尸水。我每天要到山上观测所。山上到处是死尸，脚踏死人，无可奈何。

全连官兵120多人，最后只剩下11人。内有7人负伤，4人未负伤。被俘后，我们只能吃酱园生蛆的腐乳和起霉的油萝卜，这无疑是第十军最悲壮的时刻。——（文/图 潇湘晨报口述历史工作室）

当时从衡阳发往重庆的电报，每天定时四次，主要是汇报每天的战事、伤亡情况以及所需要的军备物资等等，但具体电报内容，发报员是无法了解的。

具体内容需要专门的译电员翻译。密码只有重庆译电室的指定人员和军部随从参谋两个人知道，一般的人是译不出的。

8月6日，军师长会议结束以后，参谋将一份拟好的电文送到电台，当时正是我值班。我按惯例将电文发往重庆，此后，第十军就再也没有向外界发出一封电报了。

发出电报的三天后，我从重庆出版的《大公报》上读到了方先觉军长的“最后一电”。

卢庆贻发出“最后一电”后，和军部所有的官兵一样，被日军俘虏了。他和另外的300余人一起，被集中关到衡阳城里的天主教堂。

“当时的那个屈辱，真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。我们能理解军师首长的痛苦。如果不那样做，有可能全军覆灭。”

最后，卢庆贻在被日军押往零陵时趁机逃脱，随后，他逃往第十军驻贵州留守处。1946年，卢庆贻在平汉会战时被解放军俘虏，并由此结束了军旅生涯，回到湘潭当了一名农民。这一年，曾亲身参与国家历史的卢庆贻才十八岁。